联邦总理默茨访华后所想所念,默克尔是联盟党

默茨在黑森州的地方选举活动中批评德国人：“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竞争力了。当我们从中国回来时，更清楚地意识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和每周四天的工作制无法长期维持我国的繁荣，现在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大陆的吃瓜群众把默茨的言论解读为对其看到的大陆硬核实力和勤奋的认可和赞许，而我认为默茨是在对自己的德国选民喊话：如果德国大众不努力，中国狼就会来把你们吞噬。默茨对中国建设性的叙事应该是：大陆竞争力已经无可比拟，德国不仅应该将其视为市场，还应该加强合作、扩大投资、优化出口导向型实体经济的全球竞争力。

德国白左主流媒体对默茨这段话的解读是：联邦总理从中国回来后，对共产主义者和五年计划的制定者充满钦佩，认为自己的教条得到了证实；他观察中国并不是为了质疑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信条，而是为了再次向自己和德国人播放他那张彻底平庸化的“路德维希·埃哈德福音”唱片。德国白左们坚信，德国外交和经济关系日益不对称，源于柏林根据商业形势表现出的“政治轻信”与北京长期逐渐尖锐化的“政治权力计算”之间的战略一致性与连贯性的差距。默茨访问中国的结果如何？对主流媒体和白左们而言，德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从来都不是“警告性的指指点点”和基于人权的担忧，尽管默茨访华后明显开始喜欢暗示这一点。默茨被批评为以男性化的现实政治世界观为模拟，表现出精神上的强硬，以表明自己与世界上的强人平起平坐。默茨这类虔诚的幻想和思维方式——为了短暂的经济利益而自欺欺人，最终导致了炫耀性的奉承，这主要源于三个方面：对地缘战略的漠视，缺乏军事支持的政治力量以及高级外交官们重复的错误信念——一个由紧密交织的商业网络和多边关系节点组成的扁平世界也许能为世界带来和平，因此必须成为所有国家的主要政治利益。

其实，联邦总理和他的白左批判者们有着一种意识形态，甚至宗教狂热般的、对不同信仰者水火不容的偏执认知和下意识恐惧。他们虚构了北京的首要国家目标，即：那些反对建立汉族“中央帝国”的人，在经济上处于无防备状态，因为他们认为，在经济上依赖的人，在政治上就会顺从。他们部分人以己度人，坚信北京的国家资本主义干部希望在2049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将中国打造为世界上最大的向心力量。在此之前，他们将通过原材料垄断、出口顺差、贸易协定和信贷依赖，尽可能多地说服国家，使他们相信与北京保持“互惠互利”的贡赋关系符合自己的利益。

问题是，在德国政府和DAX集团高层的经济理想主义者们心中，尤其是那些把“猎狗”默茨带到北京和（老东家西门子提议访问的）杭州打猎的30位企业大佬们，他们心心念念的是自己的“中国战略”的既得利益和未来收益，而不是像“白左”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在天真的价值观领域中迷失自我。他们忘记了“挣钱”这一硬道理，在传授价值观和工程技术傲慢之间摇摆不定，在公开赞赏勤奋、后民主统治的嫉妒和商业驱动的愿望（“通过贸易实现变革”）之间摇摆不定。默茨和他的北京对话伙伴在北京钓鱼台进行了坦诚友好的互动，而不是在即将召开两会的人民大会堂。而这一双方核心人物初次见面的建立互信的沟通交流，是在中国共产党以明智而坚定的方式在三十五年里不断巩固“中央帝国”的实体经济和地缘政治权力地位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为北京的他们不会建造政治经济上的空中楼阁、不会追逐幻想、不会采取任何虚伪的行为。

根据参与了这次中德对话论坛和两国总理晚宴的领导和同济校友的反馈，以及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老部下的详细报告，中方未能在这次中德交流中主动出击，抛砖引玉，应对美元相对欧元和人民币的持续贬值的挑战，致使德方小题大做，强调人民币估值和贸易顺差问题。更令人不解的是，当德方正式提出大陆的产能过剩问题时，北京方面的所有参与者竟然没有人能够用宏观经济常识进行回应。德国的出口占其经济总量的比例超过一半，人均贸易顺差更是中国的数倍。

孟凡辰博士2026年3月4日星期三于北京返沪高铁